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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史学新讲堂第八讲】赵轶峰教授学术报告会成功举办

时间:2020-09-27 来源:历史系 作者: 点击: 10
本网讯(通讯员王丽彩)9月16日下午,由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安大史学新讲堂云讲座系列第八讲成功举办,此次讲座主题为《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特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赵轶峰先生担任主讲人,由安徽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盛险峰教授担任主持人,安徽大学历史系蒲霞副教授、董乾坤副教授、魏孝稷博士担任与谈人,安徽大学历史系胡秋银副教授、黄文治副教授、江明明博士、易山明博士等参与了此次学术讲座。包括安徽大学历史系及其他海内外高校本、硕、博学生等在内共计280余位学人一起聆听了此次学术讲座。赵轶峰教授师从著名清史专家李洵先生研修明清史,兼治史学理论,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十五至十九世纪世界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15——18世纪亚欧诸国社会结构变迁比较研究”、“世界文明模式理论研究”等研究课题,出版了《明代的变迁》、《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念》等著作,在史学

本网讯(通讯员王丽彩)9月16日下午,由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安大史学新讲堂云讲座系列第八讲成功举办,此次讲座主题为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特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赵轶峰先生担任主讲人,由安徽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盛险峰教授担任主持人,安徽大学历史系蒲霞副教授、董乾坤副教授、魏孝稷博士担任与谈人,安徽大学历史系胡秋银副教授、黄文治副教授江明明博士、易山明博士等参与了此次学术讲座。包括安徽大学历史系及其他海内外高校本、硕、博学生等在内共计280余位学人一起聆听了此次学术讲座。


赵轶峰教授师从著名清史李洵先生研修明清史,兼治史学理论,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十五至十九世纪世界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15——18世纪亚欧诸国社会结构变迁比较研究”、“世界文明模式理论研究”等研究课题,出版了《明代的变迁》、《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念》等著作,在史学理论与明清史研方面更是发表学术论文余篇。

下午两点,讲座准时开始主持人盛险峰教授从安徽大学校庆日的“师生情谊”元素出发,对赵教授在今年如此特殊的一年,特别是这个特殊日子里做客安大史学新讲堂表示感谢,认为此次学术讲座具有特殊意义。随后,他分别介绍了参与此次学术讲座与谈环节历史系的蒲霞副教授、董乾坤副教授、魏孝稷博士,他们将从研究生教育、明清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与赵教授进行学术互动。

接下来便进入赵轶峰教授的讲座时间。此次讲座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明清鼎革的重新思考展开,第二部分兼谈了“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与“新清史”问题

在讲座第一部分,赵轶峰教授首先从历史学总体方法论的视角切入,简要地介绍了自己对于“新实证主义”的看法,紧接着进入此次讲座的主题——明清鼎革问题的重新思考。明清鼎革的表层含义是指明清两朝改朝换代,其又可以延伸出“明朝灭亡的原因”、“清朝兴起并得以入主中原的原因”、“明清两政权更迭的性质与后果”等具体问题。自20世纪初以降随着“新史学”兴起,部分论者研究出发复杂,明清鼎革被置于社会发展、国族竞争语境中讨论,如包括黄宗智在内的加州学派提出晚明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模式、18世纪出现中国与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分流”等相互关联又差异的论说,“新清史”学者从批评强调清朝统治“成功”依赖“汉化”入手,提出清朝是一个内亚帝国,其“成功”依赖保持满洲特色的一系列论说,使得明清鼎革被带入更为复杂的问题阈。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赵轶峰教授认为明朝的灭亡并非意外,属于中国历史上不定期而有规律性的事变,至少统治阶层严重腐败及内讧、社会矛盾激化、强敌入侵是周期性发生的。赵轶峰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王朝都处于中华文明圈的核心区因而受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影响。中国帝制时代所有王朝都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处于核心区的政权,汉、唐、元、清疆域覆盖大些,宋、明疆域覆盖小些,覆盖大的,最直接挑战来自王朝内部社会矛盾;覆盖小的,更易遭遇边疆危机。而边疆挑战通常来自北方,北方容易聚集起强大军事力量,并因与中原财富、文化等交往密切的关系而更倾向于向中原推进,更具有这种推进所需的社会组织力与动员力边疆政权对明朝的挑战耗费明王朝大量资源,加速统治失序,最终通过战争而将之灭亡。


明清两朝为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两个王朝,其更革对中国历史命运影响既深且巨,超出一般制度、政策变动之外因此,明亡清兴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有重要含义。赵轶峰教授认为,明清鼎革导致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冲突和变迁,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并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一度停滞萎缩,但中国历史长久演变视角看,这场灾难带来的最为宏远的后果则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推进。中华文明经过漫长的帝制时代,在全球现代性关联快速增强的时代,进入了文明空间与行政空间大致重合的状态——这恰好是15到18世纪间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主题差异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明清鼎革所造成的政治统合为帝制农商社会在18世纪呈现高峰状态提供了坚实条件。

讲座第二部分,赵轶峰教授于明清鼎革重新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与“新清史”的内容。赵轶峰教授介绍了欧洲学者阿谢德与艾维四对“十七世纪危机”与明清鼎革的看法,但赵轶峰教授认为,其二的论说都基于二手研究,夸大了“十七世纪危机”与明朝覆亡的关联程度,这涉及到万历以后太仓白银收支的误判,涉及晚明白银输入量变动足够确切数据的缺乏和系列化整理,还忽略了晚明物价乃至经济状况的巨大区域差异、晚明财政和军队供给系统本身的长期紊乱、白银购买力以及银钱比价波动的区域差异等等。诸如在“17世纪普遍危机”概念下对明清鼎革的讨论,都没有充分注重明清之际历史事变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区域差异也关注不足。在“大分流”、“新清史”与明清鼎革方面,赵轶峰教授认为,明清鼎革并不是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走向“大分流”的转折点,在现代化波及全球以前,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乃至大区域、距离遥远的国家之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组织方式、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包括相似与差别,但综合审视,却从来不曾“合流”。“分流”之说,只能是将总社会共同体的综合状况用理想化和分拆处理之后从特定角度进行分析的一种阶段性的侧面解读。研究者既应注意17世纪前后历史本身的世界普遍联系,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把这种联系夸大到无视各区域历史证据不相吻合的程度。

此次讲座还设置了“自报家门,竞争发问”的问答环节。在问答环节中,三位与谈人及相关同学们就赵轶峰教授的讲座内容竞相问题聚焦明清时人是否对“中华文明”概念有自己的认知”“乾嘉学派”的考据活动是否属于中华文明的聚合运动、美国“新清史”中的“去中心化”及其与美国内亚研究兴盛之关联方面,赵轶峰教授一一进行了深入解答。至此,安大史学新讲堂云讲座系列第八讲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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