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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历史”寒假读书征文优秀作品展】太史公对历史的评判和情感--《史记》读书报告

时间:2016-04-09 16:2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历史系2013级历史学 J11314006 徐 倩 内容简介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

历史系2013级历史学  J11314006  徐 倩

 

内容简介:《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作者简介: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摘要: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自然地把自己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论断,把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融入到行文之中,他的取向和判断在具体的文字中主要体现为细节,对比和批语三个方面。也正是司马迁这样别具匠心的融评于史的手法,使得《史记》在诸多正史中独具特殊的地位和魅力。

关键词: 《史记》  司马迁  情感取向  价值判断

 

太史公的《史记》有别于其他史著,得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慨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记》在维持一个史学家所必须的客观立场的同时,通过偏文学化的手法融入了司马迁自己对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所以太史公之史不是僵化的史料堆砌,而是融入感情的与读者的交流。司马迁在史料中融入自己感情的手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细节中包含评判;二,人物对比中体现取向;三,以批语论事。下文就这个思路浅谈一点看法。

 

一,细节中体现褒贬评判

司马迁在史实的叙述过程中常常加入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常常不过一两字而已,但于这一两字之中,用春秋笔法,其中已经包含了司马迁的对人物的态度和情感取向。

以吕雉的《吕太后本纪》为例,写到孝惠帝崩时,“发丧,太后哭,泣不下。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该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但为何吕后诡异地“哭,泣不下。”?年仅十五岁的张辟强猜破了这个哑谜,对丞相说:“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原来吕后“泣不下”的真正原因是怕自己地位不固,故作欲进先退状。等到丞相按张辟强所说做了,吕后目的也达到了,“其哭乃哀”。由“泣不下”到“哭乃哀”,作者对吕后的心理变化把握和描写得非常,准确,也非常生动。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以吕后“哭,泣不下。”这一细节为狭小的切入口,以母子之深情反衬宫斗之中吕后心机之重,一代毒后的形象在这四个字中就已经跃然于纸上。

而太史公对吕雉沉溺于权斗的批判之意也已经饱含在这一微小的细节中,看似略微带过的这一笔暗藏了太史公对宫廷权力斗争中人最基本的情感的迷失的无限感慨。

 

二,通过对比体现价值取向

表现价值情感判断的这种对比多出现于同时代紧密相联系,生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两位人物身上,在很多情况下,两位人物甚至在同一个合传中。此处就以战国两位名将的合传《白起王翦列传》为例。

白起的传有很特别的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开头介绍白起战绩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杀戮字眼:“斩首二十四万”“烧夷陵”“斩首十三万”“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斩首五万”。

这样的写法几乎是白起独有的,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名将,譬如就以同传的王翦作比:“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馀,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记载时不过标记了打下的城池,不会如此频繁地详细地加以描写杀戮人数。其他名将的战绩记录也大多如此,不过是“拔”某地,“攻”某地,抑或“从击”某地而已。

巧合的是,我找到的另外一处出现大量记载杀戮的文字,载于《秦本纪》中昭王时代,主角依旧是这位“杀神”白起。诚然,这样大规模的杀戮和秦当时要求以人头进爵的军功制度相关,但就算和同一制度下秦国其他将领相比,白起的这些纪录仍然是恐怖的,特别突出的。

太史公记载白起战绩时使用的这样有别于其他人物的写法,无疑是特意在他的正史上留下白起的罪孽,是在特意提醒我们注意到他的功绩建立在多少血腥之上,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就已经足以描摹出一代杀神对生命的漠然,隐含了了太史公对白起杀戮过甚的批判之意。

 

三,以批语提出评判

司马迁对人物的批语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直接以“太史公曰”评判,这一点相对较循规蹈矩,仍旧是传统史家所惯用的手法。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不乏出彩之处,但也有很多地方是为了平衡一下前文叙述中流露过多的情感倾向,使得整传尽量客观。比如《吕太后本纪》通篇记吕后之毒,倾向性十分明显,最后结文的太史公曰却称赞吕后“垂拱而治”,很大程度上也许就是出于平衡的考虑。

二,借传中出现的或者史上的其他人物之口进行评判,譬如《秦始皇本纪》中巧妙地记下尉缭对始皇面相的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一语之间即纪录下了秦始皇最早的一副写实肖像画,又借其之口给了始皇“少恩而虎狼心”的论断。

三,假托传中人物自己人物之口对其做出评价,正是程金造先生在《史记管窥》中提到的:“《史记》所书之事,有太史公不自作论断,而由为其事者自己说出,以明太史公对其人其事之是非褒贬。在见证者极少甚至缺乏的具体的场景中(比如密室之类),具体的自述、具体的对话的出现可能是不严谨的,缺乏史料证明的,但司马迁以屡屡一种偏文学化的手法对之加以描写不但一点不显得突兀,反而一笔之间使人物形象更饱满,历史的评价也通过这样的手法融入到流畅的行文叙事中去。譬如白起死前说的那段话“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与其说是白起自己回望一生的慨叹,不如说是是司马迁借白起自己之口对他的杀戮一生的反思和批评。

 

通过这些偏向于文学化的手法,司马迁使得他的历史不死板,即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充满了鲜活的活力,人物形象依旧饱满丰富。通过这些文学化的手法倾注自己对人物深厚的情感,不拘泥于史家之陈规,多种手法展现自己对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所以太史公的历史不是平铺直叙的历史,而是有着自己标准的大历史,他成功地把王侯将相都归入到史家的标准体系中来,以自己的标准审视着历史,做出自己独到的评判和选择。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做到了。

 

 解国旺,《穷形尽相 入木三分——对<史记>人物哭相的文学分析》,殷都学刊1997年第4

 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月,第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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